古之名流，非各有见地，而同根理要者，则其著述不传，即有传者，未必日星揭之。如仲景张机，守真刘完素，东垣李杲，丹溪朱震亨，其所立言，方医林最重，名曰四大家，以其各自成一家言。总之阐《内经》之要旨，发前人之未备，不相摭拾，适相发明也。

流，指品类、等级。如“三教九流”“卖柑者流”（《卖柑者言》）之类。“古之名流”，在此处是指古代那些有名的医学大家。李中梓这篇“四大家论”是讨论自古以来在中医学术史最重要的四位医家，因此开篇就先解题，指出他认为能成“一家言”的“名流”应当具备怎样的特征。这个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：各有见地，同根理要。
“各有见地”，是说对某个临床或理论问题有自已独到的见解。“同根理要”，是指这些见地必须与中医理论有共同的根柢，对中医理论的核心问题有某种清晰的解答。这个共同的根柢是什么呢？从文字上看，李中梓的答案是《内经》（“阐《内经》之要旨”），但更深入一些来说，这个共同的根柢应当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范式，只是这个核心范式必须且只能在《内经》中寻找而已。
不能同时满足“各有见地”“同根理要”这两个条件的医家，他们的著述就很难传世。纵然传世，也不可能象四大家那样为后世所学，影响中医的学术流传。“日星揭之”是指象天上的太阳和星星一样被人们看到，是言其著述传习之广，影响之巨。
接下来，李中梓就列出“医林最重”的“四大家”，分别是张仲景、刘完素、李杲和朱震亨。所以称之为“四大家”者，是因为这四位都“各自成一家言”。
怎样才算是能成“一家言”呢？要满足“阐《内经》之要旨，发前人之未备，不相摭拾，适相发明”这个基本条件。这其实是对“各有见地”“同根理要”的具体描述。“发前人之未备”即是“各有见地”；“阐《内经》之要旨”即是“同根理要”。在这里，李中梓还强调了学术创新性的重要：“不相摭拾，适相发明”。“摭”，音zhí，拾取之意。“不相摭拾”，是说学术上有所创新，而非因循旧例。“适相发明”，是指在旧说基础上又有进益之处，能解决旧的理论面临的问题。
李中梓“不相摭拾，适相发明”八个字确实道出了各家得立新说，传于后世的核心要义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新理论、新技术都尽在其中了。那就是不循旧例也解决原有理论和技术所不能解决或解释的问题。因此，这八个字，也是下文分论四家学说的核心所在。

仲景著《伤寒》方论，盖以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，六气皆能伤人，惟寒邪为杀厉之气，其伤人更甚耳！且六经传变之难明，阴阳疑似之易惑，用剂少有乖违，杀人速于用刃。故立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，所以补《内经》之未备，而成一家言者也。然所论疗，皆冬月之正伤寒，若夫至春变为温病，至夏变为热病，俱未之及也。后人不解其意，乃以冬月伤寒之方，通治春夏温热之证，有不夭枉者几希矣。故守真氏出，始穷春温夏热之变，而谓六经传变，自浅至深，皆是热症，非有阴寒。盖就温热立言，即《内经》所谓必先岁气，毋伐天和，五运六气之旨，补仲景之未备，而成一家言者也。伤寒虽繁剧之症，仲景倡论于前，守真补遗于后，无漏义矣。

从这一段起，李中梓分论四大家之特点，按前文提出的标准来论证他们何以“成一家言”。
第一位医家是张仲景。他所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主要是。讨论外感六气因时、地、人失位而化为‘六淫’的致病规律。只是六气之中，寒邪最伤阳气，故为“杀厉之气”，最容易引起疾病，其为病也最重，所以专论寒邪为病，名为《伤寒》。
再者，伤寒由表而入，经六经之传变，有阴阳之疑似，辨析起来非常的复杂、困难。《伤寒论》中讲六经传变，有循经传、越经传、表里传，有两感、直中、合病、并病，变化多端。而且六气伤人，非止寒邪，还有温热。《伤寒论》第6条论温病：“太阳病，发热而渴，不恶寒者，为温病。”意在将温病与太阳中风、伤寒证相鉴别。况且太阳伤寒还会化热入里，阳明、少阳皆有热证；三阳表实如果入于三阴，则又转为里虚阴证。这种阴阳寒热的辨析，往往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《伤寒论》立方严谨，有是证则用是方，如若辨析不清，非此证而用此方，则变证从生，灾祸立至，所谓“用剂少有乖违，杀人速于用刃”。
其实中医治病，最重对证。所以有效者，全在于以药之偏性，纠病之偏性。药无偏性则无以治病，所以古称本草，皆曰“毒药”。《素问•五常政大论》曰：“大毒治病，十去其六，常毒治病，十去其七，小毒治病，十去其八，无毒治病，十去其九。谷肉果菜，食养尽之，无使过之，伤其正也。”即使“无毒治病”，也止“十去其九”，中病即止。如果药不对证，则药之偏性，反为人身正气所受，那可就不只是无效，甚至会加重病情，导致不良预后了。所以李中梓说的“杀人速于用刃”绝对不是文学化的夸张语言，而是对临证用药的深深敬畏。现在流行的“中药没有副作用”“中药吃吃总归是没有坏处的”“中药反正吃不死人的”之类无知话语实在是害人不浅，我们为医者尤其要非常谨慎。
仲景亦感于此，所以在《伤寒论》详述诸法，以补《内经》重理论而少方药的缺憾。特别是他的六经辨证在《内经》“热论”等篇章基础上又有创新，源于《内经》，自有见地，所以能成“一家言”。
但是仲景《伤寒论》只讨论了感寒即发的“正伤寒”，对于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”的伏邪温病和夏暑当令的暑温、暑热病则未有涉及。后人在学习《伤寒论》的时候，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只以伤寒法通治温热等其它六气病，就必然会出问题。
刘完素，字守真，故称刘守真。他在仲景治伤寒病的基础上，再立新说，“穷春温夏热之变”，就解决了《伤寒论》中没有讨论温热病的问题。所谓“六经传变，自浅至深，皆是热症，非有阴寒”，并不是说刘完素彻底否定了寒邪为病，而是说刘完素系统论述了六经为病，皆可因温热而致，在这一点上，与寒邪一般无二，只是表现与治法大有不同而已。
“必先岁气，毋伐天和”出自《素问•五常政大论》，意思是在用药之外，治病还必须注意时节当令之气，年月日时，皆有不同，必须顺应天时之和，是谓天和。例如春温夏热者，则宜清凉，于秋凉冬寒者，则宜温热；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；用寒远寒，用热远热，都是“毋伐天和”的具体应用。
这样，刘完素在《内经》五运六气理论基础上，补仲景论寒不及热的未备之处，正是“不相摭拾，适相发明”，故亦能成“一家言”。而且六气分阴阳，无非寒热二端，仲景论寒在前，守真治热在后，则六气阴阳，尽在其中，外感六淫之病，已经全部赅括其中了。李中梓因之赞曰：”伤寒虽繁剧之症……无漏义矣。“

独内伤与外感相类，而治法悬殊，东垣起而详为之辨。如外感则人迎脉大；内伤则气口脉大。外感恶寒，虽近烈火不除；内伤恶寒，得就温暖即解。外感鼻气不利；内伤口不知味。外感邪气有余，故发言壮厉；内伤元气不足，故出言懒怯。外感头痛，常痛不休；内伤头痛，时作时止。外感手背热；内伤手心热。于内伤之中，又分饮食伤为有余，治之以枳术丸；劳倦伤为不足，治之以补中益气汤。此即《内经》饮食劳倦之义，又补张、刘之未备，而成一家言者也。及丹溪出，发明阴虚发热，亦名内伤，而治法又别。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，真水少衰，壮火上亢，以黄柏、知母偕四物而理之。此亦阐《内经》之要旨，补东垣之未备，而成一家言者也。内伤虽深危之症，东垣倡论于前，丹溪补遗于后，无余蕴矣。嗟呼！四先生在当时，于诸病苦，莫不应手取效，捷如桴鼓。读其遗言，考其方法，若有不一者，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，以成一家言，不相摭拾，却相发明，岂有偏见之弊哉？

前论张刘二家，已尽外感之辨。此则辨内经与外感不同，亦当有所发明，如李朱二家是也。
内伤、外感，病因虽然不同，但表现非常相似，极易混淆，偏生治法又大为悬殊。如果不识内伤外感，误用外感之法治内伤之病，轻则无效，重则加重病情，甚至夺人性命。
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东垣本人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所记述的惨痛经历。特引其原文如下。（不喜文言文者可自行跳过）

向者壬辰改元，京师戒严，迨三月下旬，受敌者凡半月，解围之后，都人之不受病者，万无一二，既病而死者，继踵而不绝，都门十有二所，每日各门所送，多者二千，少者不下一千，似此者几三月，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？大抵人在围城中，饮食不节，及劳役所伤，不待言而知。由其朝饥暮饱，起居不时，寒温失所，动经三两月，胃气亏之久矣，一旦饱食太过，感而伤人，而又调治失宜，其死也无疑矣。非惟大梁为然，远在贞祐、兴定间，如东平，如太原，如凤翔，解围之后，病伤而死，无不然者。余在大梁，凡所亲见，有表发者，有以巴豆推之者，有以承气汤下之者，俄而变结胸、发黄，又以陷胸汤、丸及茵陈汤下之，无不死者。盖初非伤寒，以调治差误，变而似真伤寒之证，皆药之罪也。往者不可追，来者犹可及。辄以平生已试之效，著《内外伤辨惑论》一篇，推明前哲之余论，历举近世之变故，庶几同志者，审其或中，触类而长之，免后人之横夭耳！僭易之罪，将何所逃乎？

公元 1232 年，金哀宗年间，蒙古围攻大梁（金朝的南都），金朝危在旦夕，史称 “壬辰之变”。其时李杲正居于大梁城内，亲眼目睹了蒙古围城至解围的全过程。解围之后，城内百姓纷纷病倒，不得病的”万无一二“。很多人都死于这场疫病。当时汴京城有十二个城门，人死之后由城门送于城外，每天每个城门多者二千，少者一千，算下来一天就至少有一万二至二万四千多人死亡。这种状态竟然持续了接近三个月之久，死亡人数在百万以上。当时的医生按外感伤寒治疗，或发表，或攻下，或清解，都没有效果，反而死了更多的人。李东垣反复思量，认为”此百万人岂俱感于风寒外伤者耶“？其发病必非外感，乃是内伤。围城之时饥饱难顾，起居失常，寒温失所，加以忧惧劳倦，必伤正气，解围之后，又饱食伤正，故发疾病。他还注意到当时围城而解之后往往都有类似情况，如东平、太原、凤翔等城尽是如此。所以他才惮精竭虑，明辨外感内伤，著成《内外伤辨惑论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通过辨阴证阳证、辨脉、辨寒热、辨外感八风之邪、辨手心手背、辨口鼻、辨气少气盛、辨头痛、辨筋骨四肢、辨外伤不恶食、辨渴与不渴、辨劳役受病表虚不作者实治之及辨证与中热颇相似等十三辨，充分阐述了内伤与外感病的不同。
尤其对于前人论述还很不充分的内伤，李东垣做了更详尽的分析。他将内伤分为有余不足两大类。有余者，多伤于饮食，治以其师张元素所制之枳术丸，并在此基础上，根据病情变化创制九首变方。不足者，多伤于劳倦，治以其在大梁围城之疫中所制的补中益气汤，亦根据病情变化而立升阳顺气汤、升阳散火汤、清暑益气汤等诸多变方。李中梓因之赞其发皇”《内经》饮食劳倦之义“，补张、刘论外感而不及内伤之未备，能成”一家言“。
李东垣论内伤，重在中焦阳气之变，元气之不足，于阴血的讨论有所不足。朱丹溪在其基础上”适相发明“，提出了”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“论，善用四物养血，知柏坚阴，对于阴虚内伤诸症，又有所发挥，能补东垣论阳气而未及阴血之未备，而成”一家言“。这样，对于内伤的讨论就非常完备了，所以说”无余蕴矣“。
重点在于，这四大家流传下来的著述，尽是”补前人未备“，前人已论者，则”不相摭拾“，不再赘述了。后人学习这些著述的时候，怎么可以因之而认为四大家都只知道其所倡论之新说，而不识前人之论呢？四大家著述之时，重在发明前人未备之处，我们后学之人，可千万不能据此就认为四大家有”偏见之弊“了。否则就会成为下文所说的”不善学者“了。

不善学者，师仲景而过，则偏于峻重；师守真而过，则偏于苦寒；师东垣而过，则偏于升补；师丹溪而过，则偏于清降。譬之侏儒观场，为识者笑。至有谓丹溪殿四家之末后，集诸氏之大成，独师其说以为极至，不复考张、刘、李氏之法，不知丹溪但补东垣之未备，非全书也。此非丹溪之过，不善学者误丹溪也。盖尝统而论之，仲景治冬令之严寒，故用药多辛温；守真治春夏之温热，故用药多苦寒；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，气为阳，主上升，虚者多下陷，故补气药中加升麻、柴胡，升而举之，以象春夏之升；丹溪以补肾养血为急，血为阴，主下降，虚者多上逆，故补血药中加黄柏、知母，敛而降之，以象秋冬之降。使仲景而当春夏，谅不胶于辛热；守真而值隆冬，决不滞于苦寒；东垣而疗火逆，断不执于升提；丹溪而治脾虚，当不泥于凉润。故知天时者，许造张、刘之室；达病本者，可登朱、李之堂。庶几不以辞害志，而免尽信书之失乎！

”不善学者“犯的错误也很简单，就是“执一端而概全貌”，将动态的辨证体系降维为静态的学术标签。学张仲景就只记住了峻重，学刘守真就只记得苦寒，学李东垣只记得升补，学朱丹溪只记得清降。他们学习知识只能记一些简单的，标签化的东西。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既不读书，也不思考，总希望花最小的力气就学会至高的学问，结果当然就是”侏儒观场，为识者笑“了。
”侏儒观场，为识者笑“典出宋代朱弁《曲洧旧闻》：矮个看戏时因为看不见台上在演什么，所以众人笑便跟着笑，实则不明所以。李中梓以此讽刺那些未得四大家真传却人云亦云的后学者。
尤其有一种说法是朱丹溪年代最晚，得诸家之大成，所以只要学朱丹溪就够了，更早一些的张、刘、李氏之法不学也行。这么想当然是错的。因为朱丹溪的著作也并非全书，只是补前人之未备而已。如果只学丹溪，而不及其它医家，必然有所偏颇。这当然不是朱丹溪的错，而是”不善学者“的错，反而因之而误丹溪，使朱丹溪背上莫名其妙的坏名声了。
总之，李中梓严肃指出，四大家各成一家言，都是有具体语境的。如果仲景不是治冬令之严寒，而是治春夏之温热，肯定也不会胶泥于辛热之剂；刘守真不是治春夏之温热，而是治隆冬之严寒，也不会只会用苦寒；李东垣不是治中气不足，而治火逆证，也不会用升提；朱丹溪不是治阴血不足，而是治脾虚，当然也不致于泥于凉润。具体什么情况下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治疗，不由标签决定，而是由事实决定。而学习四大家，就是要学习他们在不同场景，不同事实下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救治疾病，要知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，这样才不会”以辞害志“，不会出现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“的尴尬场面。

我周一刚刚直播了《医宗必读》”四大家论“的逐句解读。但本文稿并非由讲稿转换来的，而是重新整理、解读，更加书面化一些，可以与直播相互参照。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收看本次直播的回放。同时，在这里也做一个预告，下周一（3月2日）晚上八点半，将直播第三篇”古今元气不同论“的解读，欢迎大家光临。